2006年邮票发行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新邮发行量，将于邮票发行6个月后的邮票发行期结束，未售出的零售邮票回收，处理工作完毕后再向社会公布。

　　这中间至少包含有3层信息，一，发行量在新邮问世半年后才正式公布，这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差；二，在邮票发行量向社会明朗前的半年间，未能售出的零售邮票，要全部收回；三，还是在这半年时间内，收回的未能售出的零售邮票，要有明确的处理结果。果真如此，最后公布的邮票发行量，实际是邮票的存世量，它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邮票印量，因此它的多与少，具有一定权威性，将对邮票的升值空间起决定作用。

　　从邮市发展看，邮票发行量向来是发行方调控邮票市场变化的一种手段。中国集邮活动由萌芽到昌盛，再由昌盛到衰败，很大程度上皆是邮票发行量而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编年邮票无序发行引起的邮坛大危机。

　　1991年春夏之交，由于纪特邮票求大于供，市场货源紧张，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邮市炒作行情。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代表不满“集者不能得其邮”的特殊社会现象，纷纷提案呼吁。 1992年起，邮票发行方开始采取邮票大扩容措施，当年发行的套票中，量最大的“青山石雕”为4958.7万，量最小的“中日邦交”也达到了2556.7万。1993年，扩容速度进一步加大，生肖邮票“癸酉鸡”发行量居然有2亿多，单枚套票“八届人大”也有1.9亿之多。套票中的“围棋”，发行量也前所未有达到5656.25万。1994年邮票发行量虽然有所下降，但其中小型张仍维持在3000万的水平上。1992年至1994年这三年邮票大扩容，不仅“扩”得无序，“扩”得盲目，甚至“扩”得疯狂。这种非理智行为，既贬低了邮票欣赏价值，又破坏了集邮者参与的欲望。因此自此始，行情飞流直下，人气一泻千里，京沪两地邮市也出现了“穿着棉袄逛邮市”的萧条局面。

　　1995年年末，决策层意识到邮票发行量无节制扩容对市场的杀伤力太大，于是改变策略，实施“增套减量”政策。也就是说，在不影响邮政集邮收入的基础上，增加邮票套数，减少邮票发行量。这种政策虽然对邮市仍具杀伤力，但由于“量”的降幅较大，短时期内对邮市确实起到了“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效果，从而又引发了1997年邮市波澜壮阔的大行情。阳光灿烂，形势大好，决策者飘飘然又开始头脑发热，1997年，“扩容”政策再度实施，当年的“香港回归”邮票和小型张，发行量分别达到5795.75万与5770.96万。后者在中国集邮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98年，这种扩容趋势进一步延伸，这一年套票发行量基本都在3000万以上，相比前一年，增长了将近30％。决策层言而无信，扩容政策一变再变，集藏者、投资者心灰意冷，纷纷远避邮坛而去。本应三、五年一个小周期的邮市，也彻底改变了运行轨迹。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邮市，从此门可罗雀。这一“冷”，时间长达10年，至今也没能从阴影中走出。

　　2000年后，决策层不得已重新实施发行量递减政策，到2005年，邮票的“量”最低已经压缩至860万，小型张的发行量也多控制在950万左右。这个规模，已经与16年前的1989年基本一致。尽管如此，市场和参与者也不买账，该跌的品种依旧下跌，跌的幅度该有多大还依旧有多大。这种态度也让决策层十分难堪，中国邮政的集邮业务也陷入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正因为如此，决策者又用新招，将邮票发行量的公布日期，有意识向后推迟半年。按他们解释，其举措是防止有些邮商“根据邮票发行量的大小，有目标地炒作新邮”，从而达到主动调节市场、避免炒作新邮的目的。其实恰恰相反，发行方真实目的是想捂着盖子不掀，以赌博的方式制造更大的悬念，以挑起集邮者、投资者的参与兴趣，达到他们所期盼的“繁荣”局面。

　　可惜新政策实施后，市场反映并不明显，虽然今已问世的3套邮票相对有些起色，但总体看，效果没有预期理想。尤其是年前轰轰烈烈的“丙戌狗”，开年之后，大版由71元急剧滑落至47元，小版则从39元一路走低至28元，前者跌幅为33.85元，后者跌幅近30％。“民间灯彩”小版问世后，市价也一路下行。面对市场弱势，参与者也一脸茫然：决策层办法想尽也难有起色，后面还会推出有什么救市新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