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与少

　　集邮人都有一个体会，就是刚开始时，见什么邮票都感兴趣，都想要，越多越好。有了全部纪特票、 JT票、普票，又想要收集台湾票，港澳票，还想收集首日封、实寄封、纪念戳。总之，没完没了，永无止境。久而久之，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邮票越来越多，整理与保管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无精力钻研、无时间整理，日久天长，邮票霉烂、变质，直至成为一个负担。这如何是好？

　　古往今来，众多的集邮家靠专题取胜，靠精博众。英国集邮家威廉·斯科特以专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军邮闻名，美国集邮家科赫·戴维斯专集世界各国纪念诗人的邮票。这告诉我们，多与少是对立的统一，什么都有等于什么都无，或有或无，则有一得之乐。可有可无，则无求全之苦，这是哲学中的对立统一。但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念念不忘贪多求全，结果邮票越来越多，却无独特之处，人有我有，结果或放弃，或出卖，或遗弃，或毁坏，或赠人，结果“一无所有”。

博与精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因此一个国家发行一套邮票是慎之又慎，决不会为了赚钱盈利而轻易出票。（少数国家，如安道尔、圣马利诺、不丹为了发展旅游而出邮票又当别论）。每枚邮票的发行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一个人要想对每枚邮票都彻底了解是不现实的，由于所处的环境、时间和人的素养、文化程度不同，不可能全部都懂，也不需要全部都懂。邮票诞生到现在，已 160多年了，未见有一个全面的邮学家。我们只知道有专门研究红印花的，如菲律宾的已故邮学家黄光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红印花专家，又如上海已故集邮家钟笑炉先生是专门研究解放区邮票的，他主编的《近代邮刊》曾以报道解放区邮票而蜚声邮坛。可见，只有专攻一门，才能有所成就。邮坛有句名言：“目标越大，成绩越小，目标越小，成绩越大”。其实，这句话各行各业都适用。

集与散

　　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是规律，也是辩证法。集邮亦如此，邮票可传至第二代、第三代，但后代很少能坚持下来。香港集邮家石佐炎先生拥有许多邮票，但他儿孙均不集邮。于是，石先生慷慨为怀，分赠友人。老集邮家郭润康先生曾在《集邮家报》发表文章《生前处理好》，“人是物的主人，不是物的奴隶，先前处理好自己的邮集，何等逍遥自在”。事实上，郭先生已经把他的邮票、邮刊转赠给任尔勤先生。

　　有集有散是集邮的必然规律。集和散是相对的，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又是互相依赖的。一部邮集敞开，新的主人可以用它组织一部更为完整、更为精彩的邮集，否则，一旦撒手人世，而后代又不集邮，那这些邮集肯定人亡物散。著名爱国集邮家姜治方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死后，能将他毕生收集的邮票完整地保存下来，思前想后，只有将邮票捐献给国家，才是他这些珍贵邮票最好的归宿。因此，集邮者思想应开明一些，邮友之间不必斤斤计较，互通有无，以邮会友，从集邮中寻求乐趣。

关与放

　　集邮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一人乐不如大家乐，这是集邮者的格言。事实上，一人乐根本乐不起来，集邮需要大家的帮助，要广交朋友，要走向社会，要走向世界，才能寻觅和得到你需要的邮票，如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你怎能集邮，邮票从何而来，邮学又怎样提高？所以，“关”肯定是不行的。但在交朋友中，不能滥交，要加以选择。集邮界也有一些不良分子，或囤积居奇，或以次充好，或以伪代真，或投机取巧，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在国内一些城市举办联合邮展，也是开放的体现。其次是海峡两岸集邮的交流越来越多，既丰富了藏品，又增强了友谊。但在交往中，必须讲邮德，重邮学，讲友谊、重信用，同时要遵守国家和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不能将不允许携带出境的邮票私自携带出境，不得将珍邮携带出境，也不能骗取别人的邮品，时时处处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当然，与海外邮友交往也要遵从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