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疲软”，有些货物供大于求，实际上，却是市场的脱节。我拉着手下的人出来搞点原始积累，承包了海淀中学一个校办企业，它有经营建筑材料的执照，有房屋，但无人经营。
承包费给了，房屋装修得差不多，公司的名字起了，叫“海图综合服务部”。这时，文件下来：所有经营建材的执照无效，必须重新办理。
我们只能换点别的生意。搞纸张，饮料，家用电器……没有进货渠道，也不懂市场，我整天抱着一台电话，找信息，找机会。
短短时间，我们在北京开设了送货上门和平价超市等业务，这在当时是创新，被树立为标杆，媒体宣传。局面正在打开。
1989年10月底，一纸文书《清理流通领域里的公司》下达，我们的小公司关张了。我的领导，鸿图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回到鸿图，保证你的工资和奖金”。我拒绝了——当初带一批人出来干，现在他们下岗，我自己回去，这话我说不出口。我辞了职，和大家一起失业了。
失业的阶段有一年多，我带着下岗的十几个人搞创收，利用市场的差价挣了20万。钱分给了员工，一部分用来偿还“海图综合服务部”的债务。公司虽然撤销了，货物囤积着，欠下了钱，我拿自己的挣来的钱去偿还。我还记得，最后一笔债务还给我母亲，我自己投进公司的钱至今没有拿回来。
第一桶金
1991年10月，我在月坛邮市一个20多平米的小商店里创办了“四达集邮服务部”。这一年我39岁，开始个人创业，所有的资产只有一万元。
没有人看得起我。当时邮市上超过百万的商家不少，我去进货，经常遭白眼。他们常告诉我，“没货”。
原来的时候，我帮朋友拉项目，几百万的项目，坚决不肯要报酬，他汇来的5万块钱一直留在单位帐户里，最后我都没去拿。但这时我才知道金钱重要，“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
那时候，北京有黄色的“面的”，10公里10块钱，从来不敢坐。进货的时候，我从月坛邮市骑车到东郊三里屯，来回四个小时。有时天刮起西北风，只能下来推着走，等回到的时候，浑身都麻了，要吃过饭，喝点热汤，才慢慢有感觉。
那时候，他们给我起一个外号，叫“方便面脑袋”。因为每天中午我都吃方便面，最便宜的那种，一袋5斤，够吃十几顿。每个月，我给自己定一百八十元工资，几乎都省下来买邮票，看着店里的品种逐渐多起来，心里特高兴。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集邮，到创办“四达”时，集邮的历史已经30年。但入行之后，才知道，我根本是个外行。
那是一个垄断行业。民营邮社很受歧视。更糟糕的是，邮市的三个基本功——邮识，真伪鉴定，市场规律——我一律不懂。
恶补啊。我整天学习。这个时候的我，只长耳朵和眼睛，不张嘴巴。《集邮杂志》，《中国集邮报》，找到仔细看。版式、刷色、文字、齿孔、背胶，在30倍放大镜下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每天工作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无知的状态维持了两年。到1993年底，我心中有了数。
我发现，与国营邮票公司和民营邮商相比，我有自己的优势——我的邮识比他们强。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空隙。我决定“让开大道，占领两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我注意到，很多人把小本票里的邮票剪下来单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我感觉机会来了。
王国强：从红卫兵到全国邮市一号人物
1993年8月1号上午，我从银行的小金库里贷款20万，年息20％。当天下午，进入邮市，40元收购一枚《中国工程兵赴柬埔寨执行维和行动》特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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