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生涯六十载

　　记者：作为全国集邮联副会长，您个人的集邮经历是怎样的？

　　许孔让：我1941年开始集邮时，还不满10岁，是受喜欢集邮的表哥影响。当时我和表哥同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读书，表哥上高中，我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当天进入学校，学校被迫关闭了一个月。没有书读，表哥和大孩子们时常拿出他们的邮票互相欣赏，我在一旁渐渐地被吸引，我也开始了集邮。和许多集邮者一样，我开始集邮时也做了一件大蠢事。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曾在京外工作多年，经常有家信，因此家中积攒了大量的信封。当时我只喜欢邮票，而对实寄封之于邮政史的价值，还一无所知，因此连剪带撕，将那么多清末民初到当时的实寄封全部毁掉了。当时我也不懂怎么整理邮票、研究邮票，只是将每种挑选一枚插入邮册后，重复邮票一百枚一摞、一百枚一摞地捆起来了事。

　　1945年以后，我经常光顾的邮票社有七家。我最早去的是美丰邮票社，店主人叫季子荣；第二家是诚记邮票社，店主人是韦庄启；第三家是五洲邮票社，店主人是杨启明；第四家是当时最大的邮票社——北平邮票社，店主人是韦景贤；第五家是志生邮票社，店主人是沙伯泉；第六家是中原邮票社，店主人是沙琪；第七家是白记邮票社，主人姓白，名字我忘记了。这七家邮票社中的六家在东安市场，一家即当时最大的北平邮票社在西单。七家中，我买过邮票的有六家，只有白记邮票社只看过，没有买过。买邮票多的是美丰邮票社、诚记邮票社、北平邮票社和五洲邮票社。当时虽然是小孩子，每次买的邮票数量不多，但多家邮票社都是童叟无欺、热情接待。有时我把很喜欢的邮票看了多次，由于太贵，不是省下来几张电影票钱就可以买到的，店主人会笑着说：“我给你留着，你慢慢攒钱吧。”但也有的邮票社不那么好，我在一家邮票社看上了一套美国飞艇邮票，但太贵，真的买不起，看了几次后，店主人不耐烦了，说：“你光看，也不买，还是到别处去看吧。”我在这几家邮票社买了不少的邮票，其中还包括一些晋察、晋冀鲁豫、山东、苏皖解放区邮票，而东北解放区邮票则收集得相当完整。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的邮票，除了比较珍贵的，我大体收集齐了。而收集这些邮票的“资金”来源于我家长给的零用钱、电影票钱等等。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亲，他非常支持我集邮，有些北京买不着的或不易识别的邮票，如抗战期间大后方发行的邮票；又由各地加盖的，像中信版孙中山像一角六分改五角邮票等，就是父亲从上海帮我买的，而且直接从近代邮票社钟笑炉那儿买邮票。他也很重视我的邮识增长，买了刚出版的由马任全编的《国邮图鉴》给我，《近代邮刊》、《蓉锦邮拙》也按时寄来，这些对我的帮助极大。

　　解放后，由于我参加工作时年纪小，机关工作又很紧张，迫切需要学习，集邮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个年代发行的重大政治题材邮票，如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活动、国际共运和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邮票等，我总是要买回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纪念邮票发行的，我还处于“文革”被审查期间，但还是赶到邮局买了两套。

集邮带给我身心愉悦

　　记者：您集邮已经有60年了，那么集邮带给您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许孔让：集邮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身心的愉悦，除了读书以外，工作之余调剂生活，恢复疲劳，它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集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这是绝大多数集邮者的共识。我之所以几十年参与集邮活动，正是集邮文化功能的吸引力，是我集邮60载坚持不懈的动力所在。我开始集邮的时候，就从邮票上了解到了很多地理知识和国际知识，比如莫桑比克，当年老师讲“莫三鼻给”，印象不深，恰好那时收集到一枚邮票，查了SCOTT目录，才知道它的正确拼法，并逐渐从邮票中知道法、德、西、俄等文字特点。又如英国的许多属地、美国的波多黎哥和太平洋许多岛屿，都是从邮票上知道的。邮票有储蓄的功能，但这一功能不要不适当地夸大。当然，一个集邮多年的集邮者，一旦有急需，又能及时把集藏品以合理的价格出让，是可能的。但多数集邮者在没有放弃爱好之前，他是不可能随便割爱换钱的。已故吴凤岗先生说：他一生集邮，没有看到集邮发了财的，只看到有点余钱的爱好者，钱都花在这上面了。这是大实话。不可否认，有人靠邮票发财了，但这是极少数，比如40年代纽约版孙中山像2元邮票中心人像倒印，被一个人无意中买到了一全张，这种事只能是个别的。集邮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交友，我通过集邮结识了更多朋友，包括国外朋友。集邮者把邮票称作“国家名片”，收集邮票就是收集各国的名片，即使没有到国外去，各国的知识已经通过邮票获得了许多。

集邮者离不开邮市

　　记者：您前几年时常与钱老一同逛邮市，现在还逛邮市吗？

　　许孔让：集邮者离不开邮市。但我对现在的“大邮市”要泼点冷水，因为现在的邮市不是集邮者的邮市，而是炒邮者的“大邮市”。这样的邮市能不能长期存在，我头脑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号。邮票不是股票，不能像股票一样炒来炒去，道理是很明白的。但现在的邮市从业者在长达几年中始终被误导，总期待着真能办成股市，几遭挫折后，甚至又期待真正的股市出问题，出大问题，好游离出一部分资金来邮市炒作。这样的梦做一次可以，长期做这样的梦，就会出问题了。1997年邮市的高烧发热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再来了。如果邮市从业者不把希望寄托在集邮者身上，而是相互之间玩“倒来倒去”，邮票不打折才怪呢。邮票应该有最终的消费者，这最终的消费者就是广大的集邮者。因此，发展集邮者队伍，才是邮政主管部门、全国集邮联和邮市从业者应该多想多做的事情。我出访英国的时候，去了著名的吉本斯邮票公司，这个邮票公司如同我国的中药铺一样，什么邮票都有，而且分门别类，有成套的、有单枚的，有四方连的、有全张，有信销票、有新票，还有各种专题票，我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买了很多邮票，收获很大。我国的邮市也应该借鉴这种邮票店的模式，为集邮者提供丰富多采的邮票，特别是外国邮票。这是我国集邮者、特别是专题集邮者组集参展十分迫切需要的。

集邮前辈应培养“接班人”

　　记者：您对重大集邮活动，比如佳邮评选、全国邮展和集邮学术研究的评价？

　　许孔让：佳邮评选不仅是集邮爱好者一年一度的盛事，它对邮票的选题、印制、设计以及发行都有积极意义，我是抱着这样一种愿望积极支持这项活动的。可是近些年常听说，集邮者为什么总是怀念1979年和1980年的佳邮评选？因为当年的佳邮评选完全反映了集邮者的真实愿望，选出的“佳邮”是真正的佳邮。而若干年后，用集邮者的话说，现在的佳邮评选“模式化”了，走进了“猜”和被其它因素左右的误区。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佳邮评选客观真实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集邮首先是个体活动，又不单是一种个体活动，也是一种群体活动。全国邮展就是将集邮者组织起来的好形式。全国邮展应该也必须继续办下去。目前全国邮展规模大，花费大，只靠国家拨给很大一笔钱，恐怕不是长久之计。这样的展览不适应市场经济。因此，今后的全国邮展不能一味追求“大”，要朝“精”发展，邮展形式应再多一些。中小型的邮展，花费小些，适宜巡回展览的，可以多办些。当然，首先也要在“精”上下功夫，基层的群众性的一框展览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苛求。

　　全国集邮联提出了：“从集邮大国向集邮强国迈出”的目标。从集邮大国迈进集邮强国的标志是什么？恐怕还是普及与提高并重。在世界邮展和国际邮展取得骄人成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集邮学术研究。去年，全国集邮联聘任我为学术委员会主任，我深知自己肩头责任重，力不胜任。不但要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一些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清代邮票、民国邮票、解放区邮票、新中国邮票，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有许多集邮前辈已上了年纪，一旦离开，有许多问题将永远是一个谜。我在很多场合呼吁集邮前辈培养“接班人”，急需有针对性地培养那些热爱集邮事业，有一定的集邮水平的中青年集邮者来接他们的班，不是培养一个、两个人，而要培养一批人。集邮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广，中国邮票、外国邮票都要研究。

纪念、特种邮票发行宜均衡

　　记者：作为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的主任，请您谈谈对近年来邮票选题“特重纪轻”倾向的看法？

　　许孔让：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可以搬上邮票的资源取之不竭。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应该对新中国五十多年以来发行的邮票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看看哪些是完全成功的，受到广大集邮者喜爱，又得到国外集邮者好评的；哪些是不那么成功的，不大受集邮者欢迎的；哪些虽受到欢迎，但是同类相似品种过多，集邮者已有反映的；也看看我们是否至今还有缺门，集邮者的希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从中看出今后邮票选题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的意见是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的发行要均衡，目前特种邮票发行的太多了，而纪念邮票的发行太少了，的确存在“特重纪轻”的倾向。我赞成发行名山大川等特种邮票，也赞成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工艺民俗等方面的邮票可以多发行一些。但从近年来发行的这些特种邮票来看，似乎有些方面的东西太多了，一些还不急于反映、知名度不高的事物纷纷走上了邮票，而与其相比知名度很高、对我国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走上纪念邮票。我认为，今后反映经济建设、科技成就、文化教育的选题要加大力度，其中也包括邮政本身，要让中国几千年邮驿史、上百年邮政史更多地进入邮票选题领域。

　　《中国集邮报》王宏伟（文）